喔……关于总集的事情，讲道理，总集在文学上是与别集相对的概念，从定义来看它仅仅是指“收录了多位作者的作品的集子”哦（相对的，别集是仅收录某一位作者作品的集）……并不是“所有作品的汇总”。
（所以说不服气的时候就是要找老师问问清楚才好呀。
不能评论就只好转发了，没有冒犯的意思。
《说苑·奉使》中的这段故事，让我们明白了“《诗》之教”在东周产生的具体效果。拥有贵族身份的人，都必须读《诗》，对于《诗经》中的句子倒背如流，于是这些诗句就成了他们之间沟通的一套coded language（密码语言），让贵族间能够借以表达不方便或不适合直接说出的意思。尤其是在封建制度中，有着很严密的上下次序，为了维持层级尊卑，必定付出的代价就是人和人之间不能有什么说什么，高兴说什么就说什么。由《诗经》句子构成的这套符码语言，因而格外重要、格外有用。
进一步，到了春秋之后愈来愈复杂的列国关系中，这套符码语言自然地被延伸运用在外交上。当时封建礼法不像西周时那么井然稳固，开始逐渐崩坏，不过仍然对一般贵族行为有着高度约束力，不可能像战国之后那样赤裸裸地显示“力”与“利”的追逐对抗，如此而张出一片外交空间来。较弱的国家，还能够靠着巧妙运用封建礼法来阻挡强国的侵夺；另一面，有野心的大国，也必须利用封建纽带关系来发展联盟，拓展自己的势力。
涉身外交折冲的人，都受过传统贵族教育，于是就可以运用《诗经》中的种种典故，在保持礼仪的情况下，暗中角力或暗中拉拢。在这上面，《尚书》或《易经》有时也会被援引利用，但其范围及频率，都远远不及《诗经》。
如果没有对于《诗经》内容的共同熟悉，那么绝大部分的外交辞令就无用武之地了。如果魏文侯不是熟记《晨风》《黍离》，当下有感，那么赵仓唐的奉使策略就注定失败了。如果中山君击不是熟记《东方未明》这首诗里的句子，那他就通不过魏文侯的考验，会以为爸爸就只是送他一套衣服而已。
《东方未明》出自《诗经·齐风》，第一段就是《说苑》中所引的“东方未明，颠倒衣裳；颠之倒之，自公召之”。意思是天还没亮就起身穿衣服，因为太暗了，以至于把衣和裳都穿颠倒了，唉，之所以会如此错乱颠倒，那是因为我的国君召见，要去上早朝的关系啊！
第二段：东方未晞，颠倒裳衣；倒之颠之，自公令之。意思和前一段同样，只是换了字换了韵，“晞”是微光的意思，东方微光都还未显露，我就起来穿衣服，以至于穿错了，都是因为国君下令要召见的缘故啊！
第三段描写出了门，情况比前面更狼狈。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不夙则莫。因为天还没亮，一时找不到院子的大门，以至于把用柳条编成的篱笆都踩断了，跌跌撞撞中像个疯子般惊慌四顾。最后忍不住抱怨：搞成这样狼狈，都是因为那个负责管事的人，乱定上朝的时间，不是太早就是太晚啊！
所以这首诗原本是齐国卿士借由早起慌乱来指责国政安排不当的，和《说苑·奉使》里的故事，没有一点关系。这就是“断章取义”，将诗的一章或一句，换到完全不同的上下文脉络中来运用。这是春秋时极为常见的做法。“断章取义”的做法，让这些诗句的运用范围更广，可以用来制造巧妙歧义的空间也就更大。
不过普遍的“断章取义”对于后人想要了解《诗经》，却往往构成了很大的障碍。文献中留了很多引《诗》的记录，这些后来都成了“传注传统”里的重要材料，于是许多“断章取义”产生的意义，就被拿来当作是诗原句的解释，尤其是诗句在政治外交上的挪用，使得每一首诗好像都有政治或道德意涵，刺激出了像《诗大序》中的“微言大义”主张，让读者都戴上“大义”的眼镜，很难如实回归诗的本意。
不过普遍的“断章取义”对于后人想要了解《诗经》，却往往构成了很大的障碍。文献中留了很多引《诗》的记录，这些后来都成了“传注传统”里的重要材料，于是许多“断章取义”产生的意义，就被拿来当作是诗原句的解释，尤其是诗句在政治外交上的挪用，使得每一首诗好像都有政治或道德意涵，刺激出了像《诗大序》中的“微言大义”主张，让读者都戴上“大义”的眼镜，很难如实回归诗的本意。
我们今天离开了这个传统，可以不必抱持这种先入为主的态度来读《诗经》。这些诗的内容，原本没那么了不起，或说，这些诗了不起的地方，不在于里面藏了什么“刺君王”的隐含意义，相传由哪个了不起的大人物写成的，或拐弯抹角在记录评论什么了不起的历史事件。不，许多诗就是由民间传唱而来，歌咏的是日常小事件、小情感，里面带着强烈的庶民精神。
透过《诗经》我们得以窥见周人新建的文化，如何降至下层形成日常生活的根本价值。周人取商人而代之，不是单纯、狭义的改朝换代，而是古代中国文明大转型的契机。从一个崇拜鬼神、经常借助饮酒获得狂乱超越经验的文明，转型成一个清醒、冷静、随时保有忧患意识，并且专注关心此世人间的文明。我们也就同时能够窥知、推想，当《诗经》成为贵族教育的核心部分时，民间价值也就回头持续影响、规范周代统治者的基本世界观，如此反复循环，成了封建秩序的关键支柱，联结、锁定上下之间的价值系统，不至于产生阶层落差，也才使得周代的封建秩序能够维持那么久。
旧时我们的课本上说：《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考试时出了题目：“《诗经》是中国第一部（ ）。”我在空格里填了“诗歌集”，结果就没有拿到这题的分数。多年之后，我还是对这个答案不服气，当然不是为了分数，而是为了道理。
“诗歌总集”说法的背景是认定《诗经》收录了那个时代所有的诗歌。如果有人怀疑为什么一整代的诗歌只得三百零五首，大概就会得到“孔子删诗”的回答，意思是本来《诗经》篇幅比现存的多上许多倍，是圣人孔子以“述而不作”的方式，精选了其中最好最重要的，留下来为今天所见定本。
“孔子删诗”之说，很难成立。而且就算孔子删过，就算用最夸张的数字版本说孔子将《诗》从三千首删成三百首，也都无法证明原版的《诗经》就是“总集”。
真正的事实是：我们无从确知为什么是这三百零五篇留了下来，不知道是依照什么标准选择的，也不知道留下来的和消失了的之间有什么差距，留下来和消失的过程，各是如何。
我们只能从外围的历史因素猜测、推论：我们看到的《诗经》，当然不是“总集”，中间经过了编选淘汰的过程，编选淘汰后能够留下来、长期成为贵族教育教材的，要么反映了部分周代基本社会、人伦价值，要不然就是贵族有意识地从庶民生活表现中选择了和他们特别相关的部分。
抱持这样的立场，我们来检验究竟《诗经》中都留下了哪些题材的诗作。跟传统的解释刚好相反，大多数的诗，都和国君无关，和大臣无关，和国政无关，和劝谏无关。尤其是“国风”中收录的诗，以及“小雅”的部分，都是如此。《诗经》的主体，是表现庶民关怀的，他们关心什么？关心婚姻、关心家庭、关心与婚姻家庭有关的活动仪式及相关情感。以这个角度来读《诗经》，反而可以比传统读法更容易让我们跨越时代距离，对于周代的人与社会，有更强更深的体认。
我们发现，即使在庶民层次，都种下了封建秩序的根基，家庭、婚姻、人伦，如此重要，吸引了那么多注意。家庭为主，整个世界是从家庭扩张出去的一套大秩序，显然是西周上上下下牢不可破的共同信念。这就和甲骨文中呈现出的商人观念很不一样，同时也和近东古代苏美尔人，或古希腊城邦生活中所反映出的基本价值，大异其趣。